我们要多放生，也为它们忏悔业障。首先我们放生的时候，要注意用很善妙的观想，这很重要。做放生的时候，你不要有居高临下，我对这些被放的鱼、泥鳅、黄鳝，我对它们有恩，你这样想就错了，就不是很圆满了。

　　第二个我也要警醒自己。如果我现在不运用佛法的智慧好好修心，“口念弥陀心散乱，喊破喉咙也枉然。”我不好好修心，将来也可能跟它们一样，也是做一条鱼，做一条泥鳅，黄鳝。

所以要好好警惕自己，要修心。

　　放生种类很多：

　　2、水族类：鱼仔、鱼卵、大头鱼、鲢鱼、鳝鱼、黄鳝、甲鱼、鲤鱼、鲫鱼、鲶鱼、泥鳅、乌龟、青蛙、鳖、螃蟹、蛤蜊、螺蛳、田螺等;

　　4、动物类：狐狸、蛇、蚯蚓、狼、老鼠、黄鼠狼、野猪、猫、狗、刺猬等。

　　结合当地情况：

　　2、水多、水源多，可以放生水族类等等。

　　花钱少又放的多推荐：田螺、螺狮、鱼子、蚯蚓等;应该随缘放生，因为放生不同的动物在因果还是有一些差别。

应该根据实际情况来定，不能着相放生。所有需要我们解救的动物，都需要我们尽力放生。

　　一定要如法如理的、严谨正确放生，不能伤害他人，不能破坏生态环境体系。

　 佛教历史文化研究：印度佛教向中国佛教转位的契机——周武帝灭佛与天台宗产生(曾其海)

佛教历史文化研究：印度佛教向中国佛教转位的契机——周武帝灭佛与天台宗产生(曾其海)

　　[临海]台州师专学报，1999年1月

　　86-89页

　　【内容提要】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后，首先与代表封建皇权的儒家文化发生冲突，周武帝灭佛标志着印度佛教在皇权面前的失败。佛教却由此获得新生，周武帝灭佛的理论根据"即事而道"促成了中国佛教天台宗"却事而真"思想的成熟。周武帝灭佛成了印度佛教向中国佛教转位的契机。

　　一种新思想的创立，除了需要有思想家本人的内在体验和仰仗传统学说的继承外，还要受到社会条件和历史背景的限定。在研究中国的天台宗思想创立时，不能不对这点加以充分的考虑。陈隋之际天台宗的创立虽有相当的理由，但从社会条件和历史背景去考察，北周武帝灭佛对天台宗的创立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一、印度佛教在皇权面前的失败--周武帝灭佛

　　公元6世纪初，南朝的梁武帝把佛教看作是治国的根本； 灵太后掌管朝政的北魏，佛教在朝廷的保护下也极其隆盛。金色灿然的大伽蓝耸立于两国的帝都南京和洛阳。据传，禅宗的第一代祖师菩提达摩来到洛阳，见到永宁寺，赞叹不已，说如此富丽堂皇的大伽蓝，在印度也难以见到。这件事足以显示当时洛阳的佛教文化、佛教建筑之一斑。尽管当时佛教兴盛，毕竟停留在"印度佛教"、"外国佛教"的阶段。因为当时国内外弘法者传译的种种经典，以及他们对这些经典的研究，都不过是将印度佛教的种种学派的理论加以集中、理解而已，而没有中国佛教学者自己的创见。虽然，南北朝时代由于《涅槃经》的传译，以致"佛性"学说很流行；基于《般若经》，"空"也被普遍议论；同时也产生了教相判释。但尽是对印度佛典的赞仰、研究和理解，真正为中国佛教徒所能领悟的教理体系还没有出现。创立中国人自己的佛教，不是象南北朝那样靠佛教学者对印度佛典的研究、理解就能成功的。中国人超越印度佛教、创立自己的佛教，是在公元600年前后， 即从南北朝末到隋代。刚好在这个时候，北周武帝在中国北部严厉地推行废佛毁释的政策，一举遮断、废绝了北魏以来走向隆盛的佛教发展。正是由于这种废绝，作为中国人自己的佛教反而创立了。武帝灭佛不久，新鲜的、充满生机的中国佛教天台宗产生了，并在中国社会成长、发展。

　　北周武帝(公元560～578年在位)推行富国强兵的政策，虎视眈眈地等待讨伐北齐的机会。当时的佛教寺院，拥有很大的社会财富，佛教僧侣也日趋堕落。周武帝对僧侣的骄奢淫逸极为愤怒，于是打算清肃佛教，把寺院财富充实国家财政。但要这样做，必须师出有名，即把灭佛的理由正当化、合理化。为武帝提供正当理由的人是还俗僧卫元嵩。

　　卫元嵩的这一套，深合武帝之心。在建德三年(574 )六月二十九日《诏)中，武帝把平延寺思想称为"至道"的见解，并把它表述为"即事而言，一切无非道"。武帝在这种理论的支配下，推行了极为严厉的灭佛政策。《房录》卷十一云："建德敦牂(三年)，迄于作噩(六年，平齐)，毁破前代关山西东数百年来官私所造一切佛塔，扫地悉尽。融刮圣容，焚烧经典。八州寺庙出四十千，尽赐王公，充为宅第。三方释子减三百万，皆复军民，还归编户。"

　　周武帝灭佛的理论根据是"即事而道"，这促使中国大乘佛教哲学"即事而真"的思想成熟。武帝的思想造成了佛教的断灭和兴隆，它可比喻为一把双刃剑，一方面为灭佛提供了理论根据，另一方面却又为中国佛教的产生指出了理论方向。武帝的目的，无疑是在于前者，但无意间历史却朝向后者的方面展开。印度传入中国的佛教，从武帝灭佛得到了转变，灭佛的理论，反而成为中国佛教诸宗的思想渊源。

　　二、"即事而真"思想的展开--天台宗的产生

　　上文巧妙地阐述了圆顿止观--天台思想的究极。一切对象世界皆为实相，一切是真实的世界，作为法界的世界，也成了"一色一香，无非中道"的妙有世界。开在野外的无名花朵、河川的流水声声，也都是色香中道的世界。按此说法，则我们喜怒哀乐的现实人生，自然也是佛界的显现。在我们生存的世界之外，没有别的世界，我们的苦难现实就是佛的恩命，舍弃现实的苦难就是舍弃佛的恩命，生死即佛。又说无明、烦恼即菩提，因此四圣谛的集谛(无明的原因)不须断，只有在集谛中才能感悟佛性。若是这样，则没有特别修道的必要，本来就在佛的觉悟中。因为生死即涅槃，所以也不必憧憬涅槃的世界。在绝对否定苦集二谛时，苦恼三界本来就是佛界，就是佛的慈悲发动。在绝对否定道灭二谛时，出世间的世界变成了乌有，真、善、美、圣的世界离不开现实世界。

　　三、天台对华严创立的影响--"理事无碍"的形成

　　关于华严思想的源流，即其先驱思想，向来都说是地论宗促成了华严思想的产生。在教理上，或许真的是这样，但从重视"事与理"、"事与事"相即相入的华严思想特质考察，不能只从地论宗来说明。

　　在道宣的《续高僧传》中，有慧命(531～568年)的传记。从传记知，他师事天台二祖慧思(515～577年)，这对慧命思想的形成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慧思是《立誓愿文》的作者，他亲身体验到北朝僧侣腐败堕落的现实，曾数次被恶僧所迫害得几乎至死。他是中国佛教史上第一个体验到佛教末法的人，而且提出了在末法到来时，佛教徒应如何生活的问题。慧思传给了慧命很深的人间洞察力。从慧命的《详玄赋》中可以发现，他认为觉悟和烦恼非二，染与净、空与有都是融即的思想。

　　慧命的思想，可凭借他的《融心论》而得知。《融心论》现已不存，但永明延寿的《宗镜录》卷九八收录有一部，因此可以看到。文中他说："理心涉事，事无非理"，显然，这是在表明他理事相即的观点，从华严的立场来说，那是终教的分齐。说事与事圆融的思想，到华严宗才加以探讨。慧命的思想只停留在理事相即的阶段。它虽然显示华严一乘的思想，但那是在终教范围的华严思想。

　　当然，除了慧命的《详玄赋》外，还有其他有关华严宗无尽缘起的著作。如活跃于初唐的延兴寺沙门玄婉，著有《镜喻论》、《无碍缘起》、《法界图并十不论》等，都是阐述华严无碍圆融思想的。从这些资料可以推定，华严思想的渊源，除了当时的地论学派外，还有其他比较成熟的华严思想。

　　上述只是说慧命思想对智俨华严思想形成的重大影响，亦即是华严思想形成的渊源，不能说同于后来的华严思想，慧命的《详玄赋》思想，只止于华严宗形成过程中的"理事无碍"阶段。对于阐述各个事物之间的相即相入的关系，即事事无碍理论的成立，只有《华严经》使它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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