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露节气养生保健不妨多吃些山药、莲藕等“根”菜。

　　山药既是中药，也是美食，是大家熟悉的滋补珍品。研究证明，山药中的B族维生素的含量是大米的数倍，矿物质中钾含量极其丰富。此外，山药对于糖尿病有辅助疗效，除了易产生饱腹感，有利于控制食量外，甘露聚糖还有改善糖代谢，提高胰岛素敏感性的功用。

　　由于山药中淀粉含量较高，因此在食用山药时，最好能用山药代替一部分主食，也就是适当减少主食的量，尤其是糖尿病人，以免带来能量过剩的问题。莲藕中含有黏液蛋白和膳食纤维，能与人体内胆酸盐、食物中的胆固醇及甘油三酯结合，使其从粪便中排出，从而减少脂类的吸收。

　　莲藕散发出一种独特清香，还含有鞣质，有一定健脾止泻作用，能增进食欲，促进消化，开胃健中，有益于胃纳不佳，食欲不振者恢复健康。

2021年1月30日（农历腊月十八），是近代高僧太虚大师诞辰纪念日。大师洞达佛法世法，慧观东方西方，经纬古代现代，是民国一代高僧。他长期致力于中国近代佛教改革运动，提出“教理改革、教制改革、教产改革”三大主张，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振兴佛教、建设新佛教文化的事业，他的“人生佛教”思想更为现代中国佛教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资粮。

杭州历来被称为“东南佛国”，佛教在杭州流传已有一千余年，尤其是在近代杭州佛教史上，苦难而严峻的时势造就了一大批卓有成就的大师和佛学者，如月霞、弘一、巨赞等大师以及章太炎、马一浮等佛教学者，他们都与杭州，尤其是灵隐寺有着深厚的法缘，为改革和振兴佛教殚精竭虑，为佛教的发展谱写了新的篇章。

太虚大师作为佛教领袖，足迹遍布大江南北，甚至多次出国考察、弘化，未尝局限于一地，却与杭州有着不解之缘。仅据太虚大师《自传》与《太虚法师年谱》的不完全记载，太虚留居杭州的次数竟达二十有余。

太虚大师早年蓄有大志，与辛亥革命志士多所往来，还因此被清廷通缉，心情十分压抑。由于杭甬地区也是辛亥革命发源地之一，自然随即响应了武昌起义。大师即于1911年江浙光复后，“漫游沪杭以及江淮”，呼吸自由空气，结交知心朋友，酝酿建立佛教独立的具有完全近代形式的组织。这恐怕是太虚与杭州第一次结下不解之缘，其年仅21岁。

全国佛教统一组织“中华佛教总会”成立后，太虚大师被任命该会会刊《佛教月报》主编，曾与友人来杭。自此来往杭州愈益密切，曾被推举为杭州西湖弥勒寺及大佛寺住持、净慈寺住持。

1928年太虚大师在杭州灵隐寺与新任方丈却非法师及蒋介石合影

西子湖畔的秀美灵隐，更是太虚留连不舍之地。灵隐寺闻名于印度高僧慧理“仙灵所隐”的惊叹，初唐时期诗人宋之问曾留下著名诗篇《灵隐寺》：楼观沧海日，门对浙江潮。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

如此清修圣地，自然天成，幽静灵秀，乃无数文人雅士之向往。太虚自然比他们更能领略其妙，故在各地弘法操劳之余，也往往回到此地度夏，修身养性，撰文讲经。其大量重要专著及论评都于灵隐寺完成，如论僧伽负有住持佛法、救世济苦的最重要责任的《与竟五层士论作师》、《佛法救世主义》，论述中华佛教精华所在的《大乘宗地引论》、《生活与生死》、《论掌珍论之有为空量》、《评吕澄〈印度佛教史略〉》、《因明纲要》、《再论唯识与法相》、《评欧阳渐〈摄大乘论大意〉》等。甚至他最早履任两湖弥勒寺及大佛寺住持，也全靠灵隐寺支持。

1927年，为反驳儒家认为佛教“消极避世”的偏见，依据佛法原理，回应源自西方，但自五四以来已在学术界占主流地位的实证主义、现实主义等思潮，太虚大师在灵隐寺撰《现实主义》，即《真现实论》，后编为《真现实论宗依论》。

此论强调唯佛法乃真现实：宗教执唯神故；哲学与科学，执唯我或唯物故；实验主义或实际主义，实用主义、又现实主义、实证主义，似为现实主义，然未脱唯我或唯物之执；孔家哲学似为现实主义，然未穷现实之量而犹有拘局；故佛陀为无主义主义之现实主义者。而现实主义，虽镜涵万流，含容一切，要非佛陀不足以正其名也。以简别世俗现实主义，故名曰真现实论。

大师认为现实“真是如此——法尔如是，亦日本来面目，亦曰真如”。他把对“现实”的解释上升到佛法的超越境界，即以了悟“缘起性空”这一宇宙真相才算是明真现实。他分析道：现变实事曰现实，无始恒转故；现事实性曰现实，无性缘成故；现性实觉曰现实，无相真如故；现觉实变曰现实，无元心枢故。现实即现实，现实唯现实，更无他名能诂之也，故曰现实……

他认为，因众生为无明所障蔽，执着外在一切现象，以此为“实”，乃颠倒妄想。然而，诸法真相即藏于这千变万化的现象当中。若能放下自我，如实修证，即可达到现性实觉。在此基础上，随缘度众，圆满佛果。

这些话语无不表明了太虚大师对能够诠释与解答高度复杂的社会问题的现代学术思想的高度关注。值得一提的是，太虚大师的《自由史观》也完成于同年，写作的地点仍是灵隐寺，这更加证明了他对自由主义思潮的关注，而这一关注也是他翌年出访欧美的动因之一。

1930年太虚大师在灵隐寺与挪威信义会牧师艾香德合影

由于杭城学佛风气历来盛行，由于僧众居士热心护持，使之成了太虚弘法讲经讲演的胜地。早在1921年，由倪谱香等发起，请大师于西湖省教育会讲《心经》。1926年4月，太虚应杭州佛学会吴璧华之请，在功德林讲《仁王护国经·护国品》，在浙江省教育会再作讲演。同年7月，他又应杭州佛学会之请，圆满《华严经·普贤行愿品》之传讲功德。1933年11月，在之江大学讲《宗教构成之元素》。

太虚大师先后在杭州灵隐寺、祖山寺等处讲经多多，所到之处，无不受到进步僧众及居士善信的热诚欢迎。除抗战八年被阻断在重庆之外。1946年，太虚已年届56岁，犹在杭州讲《佛法要义》，翌年即圆寂。

1946年6月太虚大师抵杭州在灵隐寺合影

1928年，太虚大师与阔别十年之久的老友昱山重逢于灵隐，感慨万分，赋诗云：

春满湖山花满林，连朝阴雨阻探寻。

老天不解如人意，何日方能慰此心。

傥得狂风腾虎啸，尽教枯木作龙吟。

浮云扫却晴空现，涌出红曦换绿霖。

大师虽经历前期多次佛教革新失败，抒发出“何日方能慰此心”的感叹，但他“雄心犹昔”，热情未减，对佛教的未来仍充满信心。

纵观太虚为法忘躯的生涯，自其思想届于成熟之后，居留时间加起来最长，能够提供最丰富的滋养他身心的资源之两地乃杭州与重庆，连在普陀山闭关期间都不能与此相提并论。留居重庆乃出抗战所需，而杭州对于太虚大师则有着更加特殊的意义。

尽管出家人无所谓家乡观念，太虚大师更是当时罕见的具有全球视野的佛教领袖，但是只有杭州及其自然环境、人文环境才是出生在浙江海宁的太虚所熟稔的，身心自然舒展的。在为法颠簸身心俱疲之时，妩媚的西子湖让他放下劳累，杭州众多的友人也给他诸多慰籍，诸多帮助，让他再次出发，因而太虚《自传》及《年谱》中有关在此“游憩”记载数之不尽。这给大师进行时局分析、明晰法义、准备各项改革事宜创造了有利条件。特别是在灵隐寺，他的精力能够集中，思想火花随之进发，所以在此阐扬人间佛教的大作频频问世。

今值太虚大师诞辰纪念日，让我们共同缅怀太虚大师的宏深悲愿，学习和弘扬大师的人生佛教思想，为灵隐寺“慈悲、感恩、包容”精神赋予新的时代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