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南昌放生园放生鸡

1、愿阿弥陀佛佛光接引得生莲邦

2、大菩文化上海讯2014年3月8日，马来西亚航空公司一架波音777型客机执行从马来西亚吉隆坡飞往北京(MH航班任务，机上共搭乘239人，包括150多名中国乘客。是日凌晨1时20分，飞机与地面失去联系。消息传来，龙华古寺立即为失联飞机上的全体乘客及乘务人员祈祷，祈愿佛光普照，全体乘务人员239人都能够平安归来。

3、但众生业力不可思议，世间因果不可思议。转眼之间，距离飞机失联已经超过100小时，超过了最佳救援时期，机上乘务人员生还机会减小。龙华古寺全体法师心系大众，一边祈祷失联飞机全体乘务员平安归来，同时也在念佛堂敬设超荐莲位，为失联大众诵经，愿阿弥陀佛佛光接引，得生莲邦。

4、民建中央副主席周汉民前往上海龙华古寺走访

5、上海龙华古寺举行2014年正月初九大供天法会

6、如今，上海的私人和有关团体组织的放生行为越来越多，这些行为很多处在不受规范和监管的状态之下，有些严重威胁到生态环境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应仲树委员建议应对上海放生行为加强规范，制定上海放生管理条例，严格放生程序，最大限度地减少和防止有害放生和恶意放生行为发生。

7、应仲树委员认为，目前上海一部分人和有关团体的放生行为事前既没有科学论证和放生方案设计，也不向有关部门申请审批，随意性强，而且野蛮有害放生行为时有发生。放生行为不仅在黄浦江、苏州河、淀山湖等市域范围内的主要自然水体时有发生，甚至正在朝面积比较小的湿地、河流和湖波等水域进行。有的甚至在放生活动前后潜入黄浦江等深水区域进行捕捞，形成了围绕放生行为的产业链。还有极个别个人和团体缺乏社会公德，蓄意放生有害外来物种。

8、针对以上问题，应仲树委员建议要制定上海本市的放生管理条例，将全市所有放生行为统一纳入规范化管理的渠道。制定出的地方性法规文件，首先要明确放生行为必须依法合规，所有放生行为都要符合规定，擅自放生必须受到制裁，放生造成社会危害必须赔偿和受到民事甚至刑事处罚。对放生程序也要严格管控，许可性放生行为必须事前提交申请，报告放生主体、客体、数量、地点、时间、物种来源、运输方式、放生工具，在对可能造成的生态危害和社会影响进行全面客观评价的基础上，严格按照审批程序批准的方案进行，必要时要以视频和图片等形式存档备查，有关部门和第三方社会组织参与监督。

9、另外还要加大宣传力度，提高市民科学和法制意识，从源头上减少和治理放生行为乱象。整合执法力量，明确监管范围和监管主体。为了弥补行政执法力量和事后监管处罚的滞后性等不足，还必须强化群众和社会监督，最大限度降低有害放生行为发生的可能性和发生后的危害性。

10、上海佛教现已开放寺庙65所，僧尼884人。信众难以精确统计，经常进庙烧香拜佛者约36万。

二、上海哪里放生黑鱼

1、佛教在上海的传播可追溯到三国吴赤乌年间（238～25１年），相传龙华寺和寺庙均在这一时期创建。随着上海地区经济发展，人口增加，和历代统治者对佛教的扶持，上海佛教不断发展。但总的来说，上海佛教在中国古代佛教发展史上不占重要地位。

2、清末上海逐步成为中国经济、文化的重镇，中西文化交流的中心，因而上海佛教出现了带有明显时代特点的新景象。当时全国著名高僧大多卓锡上海，或经常莅沪讲经说法，著书立说，创办佛教院校，采用近代教育方式培育僧才，不少寺庙由剃度世袭制改为十方丛林制或恢复十方丛林制。同时，一大批知识渊博、信仰虔诚的佛教居士在上海创立佛教团体，创办佛教出版机构，出版佛教书刊，利用电台传播佛教，灌制佛教唱片，设立佛学图书馆等，佛教居士逐步成为弘扬佛法的重要力量。上海佛教还通过举办社会慈善事业，扩大佛教在社会上的影响和地位。经上海佛教界的种种努力，不仅促使上海佛教的高度发展，同时推动了全国其他地区佛教的发展。

3、上海地区的佛教宗派，有法相宗、天台宗、华严宗、净土宗、禅宗、律宗等，密宗的传播则是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然而，近现代上海地区的佛教传播却不拘泥于一宗一派，而是融通各宗，"教在华严，行在禅宗"，"台贤并弘，禅净双修"，"教演天台，行归净土"等多为沪上著名高僧所主张并身体力行，一些知名居士更是各宗兼弘。

4、上海佛教界有着光荣的爱国传统。八年抗战期间，上海佛教界人士组织救护队、掩埋队、担架队出入枪林弹雨的战场，救护抗日战士，掩埋遇难同胞尸体，同时设立难民收容所收容难民，救灾济贫。圆瑛法师携徒明?两下南洋募款资助抗日救国，被日本宪兵逮捕后在严刑逼供之下，仍然威武不屈，保持了崇高的民族气节，表现了一代高僧大德的高尚人格。

5、解放后，上海佛教法师与居士通过时事政策的学习、民主改革及各项社会运动，不断提高思想认识，从佛教义理中吸取有益于当代社会的积极因素，爱国爱教，积极参加社会活动，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贡献力量。近年来，上海佛教界先后在西部地区援建希望小学8所，为社会公益事业、慈善事业等捐款200多万元。

6、近代上海作为中国当时最大的城市，其经济文化的迅速发展，为佛教复兴创造了良好的物质基础。上海作为当时中国的经济文化中心，其佛教的发展与其它各地不同，自有特色。近代上海汇集了一批著名的高僧，如月霞、谛闲、印光、宗仰、应慈、圆瑛、兴慈、太虚、持松等人。他们有的研究佛学，著书立说，讲经弘法；有的组织佛教团体，推动佛教发展；有的从事佛教教育事业，培养造就青年僧人；有的广结善缘；有的促进国际佛教文化交流，祈祷世界和平；有的是开山祖师；有的修建扩建寺庙建筑；这些著名的高僧都为上海近代佛教的发展乃至中国佛教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7、
佛教虽然以出家僧人为住持佛法的中心，但在家居士在弘扬佛法方面也起了重要作用。在中国近代佛教史上，在家居士与佛教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居士佛教的勃兴，成为近代佛教复兴运动中非常显著的特征，这在南京、上海两地最为突出，但南京的居士侧重于佛学研究而非佛教运动，上海的居士更致力于佛教复兴运动。近代上海佛教之所以能够获得飞速的发展，与上海的居士佛教作为全国居士佛教运动的中心，汇集了一批著名的居士是分不开的。

8、
这批著名的居士与佛教学者，如江味农、王一亭、章太炎、蒋维乔、丁福保、范古农、黄涵之、关䌹之、施省之、聂云台、屈映光等人，社会活动能力强，与政界、经济界、学术界有着密切的联系，他们不仅捐资出力，弘法护教，而且开展卓有成效的佛学研究。那些凝聚着他们心血的著作和经过他们校勘整理过的佛教经典，为近代中国佛教的复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9、
近代上海佛教界成立了全国性的佛教组织以及各种地方性佛教组织，如中华佛教总会、中国佛教会等，这些佛教组织完全不同于法系相承的宗派，而是佛教徒自己推选产生的佛教管理组织，它在很大程度上剔除了传统宗派的封建性、宗派性和地方性，在政教分离的原则下推动了佛教的正常发展。这些佛教组织在团结广大佛教徒爱国护教，维护他们的正当权益，兴办慈善事业等方面做出了很大的成绩。

10、
民国年间，由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迅速发展，上海的一批商人、资本家在经营中获利甚大，他们为了求得精神上的依托，纷纷慷慨解囊，赞助佛教，不仅使原有的寺庙获得了雄厚的经济实力，而且还兴建了一批寺庙。上海的新兴寺庙，至抗战前夕，约有149所，其中如法藏寺、清凉寺、海会寺、圆明讲堂等，规模较大。其他中小型寺庙，或购地自建，或租屋改造，亦有外埠沪设立下院。这此寺庙大多以做经忏佛事为营业，当时政府也从中牟利，向寺庙僧徒征收寺院经忏佛事积税（至1932年停止佂收）。抗日战争时间，各地僧尼纷纷避难租界，或购屋改建寺庙，或租屋自立小庙，皆以做经忏佛事为营业，寺庙因此而大量增加。民国年间，上海是中国的经济中心，寺院经济也带有资本主义色彩，在寺庙中都有所反映，如寺庙的经济来源主要靠房地产收入。总之，众多的寺庙，是上海佛教作为近代中国佛教中心的标志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