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日当天能放生吗宝宝

1、《窝头会馆》的横空出世让我颇感意外，同时令我振奋，它让我由此看到了中国当代话剧的一线曙光，看到了衰朽的当代舞台艺术燃起的再生的希望。

2、多少年过去了，当“小剧场”一枝独秀、一领风骚地统治着日见沦落的话剧舞台时，我们所熟知并景仰的“北京人艺”的精神与风格亦在这一喧嚣的“嬉闹”声中演变成了明日黄花，它的境遇就像一面魔镜，由此而映照出一个物质时代的光临是如何将当代艺术的锋芒渐次消蚀。

3、在《窝头会馆》隆重登场之前，这几年我陆陆续续地看过“北京人艺”的几台大戏——《茶馆》《雷雨》《哈姆雷特》以及《大将军寇流兰》(莎士比亚原著)，但它让我不无失望地看到，即使是“人艺”的压轴大戏，即使是名传遐迩的经典名剧重排，亦在一种思想和精神“运作者”的苍白之中，鲜见“人艺”式的光芒。而这一光芒曾是我们在当代戏剧舞台上由“人艺”创造并带给我们的艺术享受的。

4、我们当然不会忘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当“北京人艺”从十年浩劫的禁锢之中获得了解放，重新回到了属于它的舞台，便以摧枯拉朽之势奉献了许多让我们过目不忘的精神营养，其中就有重排的《茶馆》及新创作的剧目《丹心谱》及其他。我们是不可能忘记在那一非常的历史阶段——中国当代艺术再度复兴时在戏剧舞台上所呈现出的灿烂和辉煌，以及由此而传达出的思想与精神的无穷魅力。当时的我，在看到激动人心的这一幕时还静静地坐在一台12寸的黑白电视机前，瞪大了一双眼睛看着屏幕上所出现的艺术奇迹，它所表达出的内容和思想竟然与当时的我们呼吸与共、命运相连，那是一个让人刻骨怀恋的时代。

5、进入上世纪90年代之后，话剧舞台上呈现的多是些无病呻吟式的哗众取宠，以及群魔乱舞般的“无厘头”；岂但如此，有人还要为这种无聊的喧闹贴上一剂闪亮的标签，谓之为：“先锋艺术”。所谓的“艺术”就在这样一种情景之下徒剩一个可怜的貌似“另类”的外壳，而内囊却又是这般的苍白空虚，只是充满了对物质主义的屈从与献媚，充满了廉价的无精神内涵的诅咒与所谓的青春期的“反叛”，艺术成了一些人沽名钓誉、招摇过市的手段，以此来标识自己在时代位置中的伪“前卫”姿态，虽然让人贻笑大方但又无可奈何，因为它确实掘金有术，而这，在我们这个崇拜金钱的时代是可以被确立为“艺术”成功与否的衡量标准。

6、那么我们的“人艺”的传统的精神魂魄呢？我们心目中一直有着至高无上标准的属于“人艺”的舞台艺术呢？那个由老舍、曹禺、焦菊隐先生所培育出的中国当代一流话剧舞台的现实状况又将是什么？

7、在我看来即便是上演了一些以上所列举的经典剧目亦是物是人非了。

8、《窝头会馆》的出现彻底改变了我对“北京人艺”的悲观态度，我是那么惊喜、激动地再次打量这个让我曾经一再地流连忘返的“北京人艺”，重新思考我曾有过的极端和偏执。

9、《窝头会馆》是很“人艺”的，这台由当代作家刘恒所创作的话剧处女作是一地地道道的“人艺”话剧——它的鲜活、生动，它的富有魅力的人物塑造和人性的刻画，以及纯正的北京韵味，均让我好像又回到了我一再怀恋的上世纪80年代，在那个风起云涌的艺术年代“北京人艺”就给人留下了这样的印象，一句话，它没有辜负“艺术”这一崇高的称谓，它复活了失去的“人艺”的魂魄。而出演这一台大戏中的中年演员们亦当之无愧地可以称之为表演艺术家(尤以其中的濮存昕与宋丹丹堪称双绝)，他们承继了“北京人艺”的光荣传统，恢复了人艺独有的艺术风采和风格，让人振奋不已。我要说，这才是我们这个时代出现的一台好戏，它的闪亮登场一扫我曾有过的悲观失望，掷地有声地为当代戏剧舞台恢复了艺术应有的地位和尊严。

10、在《窝头会馆》上演的那些日子里，“人艺”剧场人潮如涌、一票难求，人们在兴奋地议论着，感叹着我们所熟知的人艺精神再度回到了我们的生活中，为此，它的成功是该感谢作家刘恒的。这台出色的话剧最显著的魅力在于它的“腔调”——由刘恒创作出的人艺式腔调，这就是纯正的北京味道的台词。我要说这一“腔调”正说明了话剧之所以被人冠之为话剧的本质特性，它是经由“话”而构成“剧”的，而这一所谓的“话”就成为一台颇具魅力的剧目成功与否的关键性元素。

二、长沙公园放生蛙

1、但在《窝头会馆》中，它仅仅是作为地道的“北京话”而存在的吗？在我看来，刘恒的了不起之处就在于他通过对北京草根一族入木三分的精准刻画，表达了一种来自于民间的智慧与精神，而这一智慧与精神长久以来是被我们所处的这个讲究名和利的时代所遮蔽了的。似乎是在市场化的感召之下他们成了近乎被时代遗忘的一群人——他们的命运、疾苦、忧伤、绝望乃至欢乐和喜悦，因其不具备所谓的商业元素而成了“艺术”无须去光顾的角落，而正是这一群被我们命名为草根的一族，他们聚集在北京的穷街陋巷之中，以他们独有的方式——“语言的狂欢”制造出了“皇城根”下小人物们在一个他们所无法左右命运的境遇之下的生存智慧。

2、小人物的生存智慧在《窝头会馆》中得到淋漓尽致的表现，我们由此看到了通过连珠炮般喋喋不休的“贫嘴贪舌”，他们的性情得以纤毫毕现地展露，而其中我们只须稍加留意，便不难发现正是通过这种北京人所独具的“贫嘴”，一种来自于民间并被今天的“有闲”乃至“小资”阶层所不屑的智慧获得了惟妙惟肖的凌空高蹈，而这一智慧正是他们赖以维系生命过程的生存方式。千百年来，或许正是通过这样一种特有的方式在沿续着他们看似卑微的生命，通过这一生存方式，他们发泄出了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所遭遇的不幸与无奈，以及喜怒哀乐。

3、《窝头会馆》是真诚的，它担负起了在这个时代难得的一份精神道义，它实实在在地为我们生存在最底层的草根阶层鸣奏了一曲发自内心的礼赞。

4、真该扪心自问了，在今天这个众声喧哗的时代，人们究竟需要一种什么样的艺术？

5、

距离北京城约80公里的房山县南尚乐乡境内，有一处著名的旅游胜地——石经山和云居寺。由于这里珍藏着有1000多年历史的一万多块石经板，吸引了众多的游人前往观瞻。1981年11月27日，云居寺保管所的工作人员在清理著名的石经山雷音洞地面时，从原地面拜石下发掘出一方石，内有石函、银函、玉函，函函相套，严密封存。在5号白玉函内，有两粒“赤色，为小米粒般大小的佛舍利，旁边还伴着两颗珍珠”。

6、佛舍利的发现非同小可，它使云居寺在佛教界名声大振，而随之而来的，便是对这两颗佛舍利的探究。

7、所谓舍利，其实就是佛和有德行的出家人的遗体。有一种说法讲，佛祖释迦牟尼涅槃后，遗体进行火化，摩揭陀国人和释族等八个国家分取了佛舍利，各在他们的本土上建塔安奉。那么？佛舍利是怎样来到中国，又到了云居寺？佛舍利的安放为什么没有按照常规埋于塔下？据函盖上的文字和偶然发现的史书记载，玉函中的佛舍利是三粒，而另一粒何在？

8、话题从静琬和尚说起吧。云居寺原来的全称是“西域云居禅林”，由隋唐至明清香火不绝，鼎盛时期寺内僧侣达数百人。隋唐期间，居住在这里静琬和尚为防止经卷毁坏，开始刻造石经，并由寺院的和尚代代相传。一种记载说，隋代（518-600）年间，一个印度僧人来中国，把一部分佛舍利献给了隋文帝杨坚。杨坚笃信佛教，史书记载，他幼年时曾寄养在尼姑智仙家中，13岁上才回家。智仙说杨坚佛性自通，并且预言，杨坚日后定会登基，并重兴佛教。果然，杨坚做了皇帝以后，大兴佛事，仁寿年间，他向全国颁发舍利，并要求各州建塔埋葬，距云居寺不远的弘业寺和智泉寺都得到了佛宝。但云居寺的舍利是否由这两寺而来；无人敢予确定。因为隋文帝所颁舍利一般仅为一粒，而舍利既为一寺之宝，又为皇帝所赐，想来无人会转手于别寺的。

9、也许文帝未将舍利颁发净尽，仁寿四年他归天后，杨广即位，是为炀帝，所剩舍利为杨广所得。据史籍载，杨广虽一反文帝治国之道，但于佛教，笃信依然。会不会是他将舍利赐予静琬的呢？有人推论，静琬与被炀帝尊为老师的智凯同出一师，可能炀帝得知静琬刻经之事后，赐予舍利以为表彰。

10、舍利到静琬手中后，为何没有建塔埋藏而藏于雷音洞内呢？据分析，当年天下纷乱，战事频仍，静琬深怕一旦寺庙被毁，舍利遭劫。因此才将舍利安放于比较隐蔽的雷音洞内。安放时，静琬亲笔题写了函盖上的36个字：“大隋大业十二年，岁次甲子，四月丁已朔，八日甲子，于此函内，安置佛舍利三粒，愿永持永劫。”